区块链基金会与 DAO 该如何设计？从美国基金会百年经验学起

创投公益或许最值得区块链基金会或 DAO 学习。
撰文：李画
原作：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公共物品，比如公园，比如道路，它们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消费该物品时，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这种物品的效益；二是非排他性，是指一个人付费消费该物品时，不能排除其他没有付费的人消费这种物品。
区块链上很多物品，也许可以说现阶段的大部分物品，都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比如一种零知识证明的应用，比如一个二阶投票模型的设计，一旦它们被提供出来，就可以非竞争的、非排他的被使用。
虽然公共物品在投入使用后，每增加一个使用者所需要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但公共物品的生产却是需要成本的，公共物品的提供是一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这一问题一般由政府解决。然而，对于没有类似组织结构的区块链，该如何完成公共物品的供应呢？
基金会以及提供基金会功能的 DAO 是我们目前正在探索的方法，但是该如何筹集基金会或 DAO 的资金？该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资金？这些资金是以捐赠的形式还是以投资的形式被提供？需要探索的内容有很多，而我们也许可以从传统基金会中学习到什么来帮助思考——毕竟它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并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贡献的成功事业。

本文以资中筠的《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一书为基础，借助于该书对美国基金会的兴起、发展、演变、作用的研究，来找到一些线索，用于区块链基金会和 DAO 的设计与运行。

基金会的宗旨：从教会到现代基金会
美国重要的文化项目，无论大小，鲜有不直接或间接与基金会的哲学思想或影响有关的。基金会对 20 世纪美国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无法估量，它是美国渐进改良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方扶弱济贫的传统主要源自《圣经》。自从产生了有组织的教会之后，教会就成为慈善事业的主持者和中介人。捐赠者不是直接捐给帮助对象，而是把财产交给教会，由教会发放。这样，慈善事业不仅是个人善行，而且产生了复杂的财产关系。
1601 年，英国通过了《伊丽莎白法规》，开始了慈善事业世俗化、援助对象社会化，以及建立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可以认为该法规是现代公益事业的先声。17 世纪中期，这种新的慈善事业随着早期的殖民者传到了新大陆，可以说美国的慈善公益事业是与殖民地开发同步发展的。
富兰克林是美国公益事业的真正先驱，他直接创办或协助建立的公益事业包括：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志愿消防队、在费城铺路、清道、建路灯以及警察巡逻等种种市政建设……他摸索出了一条适合美国人心理的「志愿」服务社会的原则和付诸实践的途径，他举办的事业和活动模式也成为后来公益事业的滥觞。

公益事业一直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授人以鱼」，即简单的赈灾济贫；一种是「授人以渔」，即帮助人自力。富兰克林是后者，他强调做好事之道不在于使穷人在贫困中过得舒服一些，而是要引导他们走出贫困。到南北战争结束之时，后一种倾向日益占据上风，形成「科学的公益事业」的说法，而这正是现代基金会的发展基础。
这期间成立的基金会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皮博迪教育基金会和斯莱特基金，它们创立了现代大基金会的模式，使相对零散的捐赠变为合理化、组织化、职业化的公益事业，把探索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辅助弱势群体更多地建立在科学的、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主要诉诸仁爱和利他主义。
随着 20 世纪的到来，出现了一批组织完善的现代化大基金，其中起带头作用的三家基金会是塞奇、卡耐基、洛克菲勒。他们都聘请了有胆识、善经营的顾问，为基金会策划如何最有效地以其财富造福社会。基金会管理方式正规，有自行选举的董事会，有视需设立的办事部门和负责人，董事会可以随时视情况的变化而调整基金会的工作纲领和捐赠重点。
这些基金会开创了诸多事业，以至于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与其他非营利机构一起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部类。
对于区块链
区块链上的基金会和 DAO 正是这种现代基金会，它的目的不是直接捐款给某人让某人生活地更好，它是为那些生产公共物品的人提供资金，从而使得整个「社会」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市政建设）。
在塞奇、卡耐基、洛克菲勒这三大基金会中，区块链上的基金会与以「长远地改善社会条件」为宗旨的塞奇基金会最为相似，后者为实现目标而做的工作主要包括调查、研究、教育、出版，以及倡导合作和建立必要机构。
基金会如何筹资和资助：社区基金会的桥梁作用
根据《基金会年鉴》的分类，主要有四大类基金会：第一类是独立基金会，其资金来源大多数是个人或家庭，运作方式是给各种机构的项目捐款；第二类是公司基金会，不同之处在于，其资金来源是营利的企业。第三类社区基金会和第四类运作型基金会与区块链上的基金会更具相似性，因此做重点介绍。
社区基金会是由一个地区的居民为解决本地区的问题而成立的，在美国人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资金来源多样，可能是当地富豪个人出大部分资金创办，也可能由许多居民集资创办。有的地方会由一家大的基金会为种子，带动许多小的社区基金会。
基金会主要职责是调查和发现本地区的需要，在资金供应和需求方之间起桥梁的作用，并代为管理和使用资金。70 年代默特基金会提出的四大宗旨成为社区基金会普遍的工作内容：
1. 建立接收经常性的不加限制的捐款制度。
2. 对随时出现的、经常变化的社区需求做出回应。
3. 为兴趣不同的捐赠者提供渠道和服务。
4. 在社区中起资源提供者、经纪人和触媒的作用。
我们以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为实例来进一步介绍。该基金会的发起人为弗雷德里克·戈夫（其本人被誉为社区基金会之父），他是学法律出身，曾任老洛克菲勒的法律顾问，对塞奇等基金会也很有研究，在吸收了许多大基金会的经验后，他首创了社区基金会这一机构模式。
戈夫在一开始就提出了两个具体的目标：第一，在集资方面要有经常性的捐赠，而不是每年进行募捐活动；第二，在花钱方面要建立有代表性的组织来负责。接下来，基金会成立了分配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两名由克利夫兰信托公司推选，其余三名由克利夫兰市长、区法院高级法官和基金会所在地的遗嘱检验法官各推举一人。
在完成法律和组织手续之后，戈夫立即着手进行一系列颇具规模的调查，涉及公立学校、娱乐、刑事司法等方面，他聘请高水平的专家从事这项工作，调查的目的是使公众了解现状从而引发他们要改变某些现状的要求。通过这种调查，社区基金会对捐赠方有了吸引力，并在全社区建立起了威信，也就是使双方都相信社区基金会能对症下药地改善本社区的条件。
基金会资助的对象与工作内容包括：
1. 鼓励对社区社会问题的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
2. 制定就这些方案采取行动的优先次序。
3. 资助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的研究、探索、试验以及其他项目。
4. 向那些缺乏专业支持，在困难条件下运作的信用社和基金会提供专业工作人员。
为了避免向无底洞中投钱，并避免捐赠对象的依赖性，基金会采取了如下几种做法：
1. 给一些团体种子基金，然后以各种方式协助他们作长期规划和经营管理。
2. 请企业家做团队的顾问团，向其负责人传授经营之道，与此同时，使企业家对团队工作有所了解，体会到它们对本地区的重要性，从而为之慷慨解囊。
3. 推动「挑战捐赠」，有关团队在申请资助时承诺自己按一定比例筹到相应的款项。
这一系列举措下的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克利夫兰基金会为本地区艺术团体筹集到了发展资金和场地建设资金，极大地促进了当地艺术事业的发展，使克利夫兰在艺术上重现辉煌。

美国社区基金会对本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在有些人心目中，社区基金会等同于民间立法机构，可以确定本社区的工作重点、日程安排，起到地方政府所不能起的作用。
对于区块链
不管是以太坊基金会，还是 Moloch DAO 或 Gitcoin Grants，它们的目标与社区基金会都是相似的，都是为了改善社区条件，给解决社区问题的方案或项目提供资助。在资金的来源上，也都是多依靠社区或社区成员本身，而不是依靠某一个私人慈善家。
我们也许可以把社区基金会一些成功的组织方法和工作方法用于区块链基金会的建设或 DAO 模型的设计中。事实上，Gitcoin Grants 的配捐与社区基金会的挑战捐赠就已经很有共通之处。此外，具有官方性质的社区基金会以抽税的方式获得生产公共物品的资金（就像政府机构一样）是否是可行的方式？Zcash 的矿工税似乎就是这条道路的一个尝试。
运作型基金会是第四类基金会类型，资金来源多为单一的私人或家庭，其不同之处在于主要是自己做项目，而不是捐款给其他人做，它有些像非营利的研究机构。
这类基金会的代表是由凯特林创办的查尔斯·凯特林基金会。凯特林是一位载入史册的发明家，他的发明貌似平常，却能解决关键问题，将生产力大大推动一步。其发明包括：汽车自动启动机、氟利昂的运用、保险玻璃、最早的飞机综合燃料……凯特林不但自己有发明天赋，还深信通过集体合作能够产生新思想。
凯特林基金会前期完全专注于科研，它由几个实验室构成，各实验室每年向凯特林提出工作计划和预算，凯特林在认可后从他自己的资产中拨给。查尔斯·凯特林基金会的章程和运作方式更接近研究所，直到凯特林逝世前完全由他一手领导。
对于区块链
区块链上的「官方」基金会在早期似乎有运作型基金会的影子，比如以太坊基金会把资源分配方式由之前所实行的「工资制」改成「项目制」。当区块链项目，特别是大的社区型项目在起步阶段时，「官方」的运作型基金会是否是更高效的方式？
另外，能否有把社区基金会与运作型基金会结合起来的形式？也就是说，在资金筹集上是依靠社区而不是个体，在资金使用上是运作自己的项目而不是资助其他？这种新形式的基金会似乎需要赢得社区更多的信任，这种信任不只是资金的使用上，还包括执行项目的能力上。
以投资的形式做捐赠：创投公益的新潮流
近十几年来，一种新型的公益事业在迅速兴起，并发展成为了强劲的国际潮流。概括而言，这是一种以追求影响力和效率为目标，营利和非营利混合的公益模式。其核心内容是：以市场的模式做公益，使公益不仅仅是无偿的捐赠，也是一种可营利的事业。
这种公益模式对于区块链上 DAO 的设计也许会有启发意义。
新公益模式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1. 不再限定为非营利，也可以通过营利的事业去做大。单纯的无偿捐赠总有枯竭的时候，而现实却是在政府、私人企业和非营利部门之间有着巨大的资产等待开发。新公益把供应与需求、资本市场和政府规则结合起来，让私人企业与公共福利不再是对立的两方。一方面，衡量成败的底线不是利润而是社会价值；另一方面，成功地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不是单纯的利他主义的牺牲者，而是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2. 主动调查社会的需求，有的放矢。新公益根据社会需求寻找合适的组织给予资助，以市场模式运营。这些组织中既包括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也包括可营利的社会企业。
3. 多方合作，形成综合的系统工程，重视结果。新公益的合作参与方包括发起者（也可能同时是最初的出资者）、出资者、专家和研究单位、媒体和社区等，他们形成一张联络网。出资者将项目视为投资，给有意愿、有能力的对象去执行。
新公益的覆盖面比较宽泛，其光谱从完全以社会服务为目标，不计经济效益；到二者兼顾；到以营利为主要目标，兼顾社会效益。大致而言，新公益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创投公益
创投公益也被称作风投公益，它包含几个决定要素：精准的财务设计、高度负责、对投资对象持续多年跟踪、帮助其组织与能力建设、进行绩效评估。这些要素之所以能使创投公益区别于传统的公益捐赠，是因为后者一般只关心被资助对象的项目，而不关心其完成此项目所需要的能力。
此外，传统捐赠往往只覆盖项目短期所需资金的一部分，结果是被资助方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年年募款上，而不是用在治理和业务上，这种局面还有可能导致人才的流失。但创投公益吸收了风险投资的长处，可以避免这些缺点。
创投公益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有退出机制。经过一段时间后，若被资助者达到了预期效果，或者找到了接替的资助者，初始的投资人就可以退出。
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的运作方式与一般企业无异，只是营利不是其最终目标，它必须从事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其资金来源一部分是捐赠，一部分是营业利润，目标是逐步实现自己造血。社会企业的优越性在于，与捐赠性基金相比，它可持续、可推广；与一般企业相比，它较少受到股东关注利润的压力，衡量一个社会企业的优劣是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
影响力投资
「影响力投资」一词来源于 2007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贝拉吉欧中心召集的一次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资本投到哪里，才能最有效地造福社会和环境。影响力投资在新公益的光谱中更接近强调市场效益一端，它具有更鲜明的商业营利性，以及更强调追求规模效应。

影响力投资把大量的私人资本引入最贫匮的人群，不但在服务完全缺位的地方填补空白，还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淘汰质次价高的垄断性供应商。它的受益对象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者，同时也有望逐步转化为投资者。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创投公益、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都归类为创投公益，前者是主题，后两者及其他形式的新公益都是其变奏。
创投公益的一些运作方式
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J.P. 摩根和花旗银行等都是新型公益事业的引领者，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我们将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新公益组织，看看它们值得借鉴的运作方式。
DRK 基金会
DRK 对项目的甄选标准有三点：创始人的能力、项目模式的可推广性、组织潜在的世界影响力。一旦确认了资助对象后，资金数量和年限都没有限制，基金会会派人以创业伙伴的身份加入项目的领导机构，深度介入其组织建设和规模化工作。
阿育王社会创新者
阿育王社会创新者开发了一套遴选机制：首先，通过背景调查在全国社会创业者数据库中筛选出一批入围人选；随后由总部派人前往入围者居住地区进行地毯式拜访，受访者包括候选人身边任何可能的相关者；最后，候选人接受顾问团的再次「拷问」。阿育王有一个 17 人的决策小组，在资助对象的选择上采取一票否决制。

社会创投伙伴
社会创投伙伴（SVP）是联合起来的创投公益，《财富》杂志称其为创投公益的先驱。为找到有能力的公益支持者，并使他们发挥作用，SVP 探索出一条路径：通过自我学习、自我教育、民主自治的方式培育出公民慈善家，使其志愿与公益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利用他们自己的专业技能，去深度参与、帮助提升这些公益组织的能力。这种公益人士联合起来的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十分高效。
影响力工坊
影响力工坊（Hub）模式始自英国，乔纳森·罗宾逊是第一家 Hub 的发起人，他设想开辟一种场地，使那些有意把做生意与做好事结合起来的社会创业人士能与志同道合者共同探讨、相互启发、相互合作，建立起一张可以获得资本和他人经验的网络。
Hub 更看重合作而非交易，它把社会运动的精神、商业的逻辑和社会网络的合作所有制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分权的机构，并促进成员机构组织能力的最大化，每个 Hub 不是只对中心负责，还要对所有 Hub 负责。
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2012 年，比尔·盖茨在福布斯美国 400 富豪慈善峰会的晚宴上提出了「催化式慈善」的概念，他在演讲中说：商业部门在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可是常常忽略那些风险回报率低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充满了巨大的创新机会。催化式慈善类似于私营市场上的高风险投资，投资产生的好处将惠及穷人、病人，甚至整个社会。
在催化式慈善中，捐赠或投资就像化学反应中的酶，起催化作用。

美国的营利与非营利相结合的新公益，旨在从一开始就把资本引向对社会有益的事业中，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利他主义，而是审时度势的一种眼光。它孕育着一种资本自觉的革新之路。
对于区块链
虽然公共物品一般由政府提供，但也有包括张五常在内的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物品也可由私人提供，并向消费者收费。这种方式其实与创投公益有可结合之处，以营利的基金会的形式来提供可产生利润的公共物品。
对于没有政府组织、且成员多为创业者或投资者的区块链社区而言，这似乎是尤其适合的一条道路：既符合投资者的心意、又能实现创业者对公共物品和基础设施的可持续的、追求结果的研究和生产。在依靠抽税、依靠共同体意识、依靠个人慈善、依靠投资这几条道路中，依靠投资的创投公益也许是最值得区块链基金会或 DAO 学习的。
基金会可以做到更多
奥巴马曾有一篇讲话，阐述了政府与民间分工合作的思想。他认为：如果期待美国政府解决一切问题，那一定会失望。因为最终，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自上而下来自华盛顿，而是自下而上来自社区的每一个人。奥巴马向国会申请 5000 万美元，作为社会创新基金的种子资金，通过该基金来完成一系列政府难以做到的事情。
社会创新基金的工作是收集数据资料，进行严格考核，在全美国寻找最有前途的非营利组织给予投资，并以其获得对纳税人最好的回报。在运作方式上，它会要求所资助的非营利组织向其他投资源募集匹配资金。从某种角度而言，社会创新基金与创投公益是相似的，不过其资金的来源是每一个纳税人，而投资的回报也是给了每一个纳税人。
政府以基金会的形式来服务社会，证明了基金会蕴含的能量，这或许能带给区块链更多自信：区块链上的公共物品提供是一个关系到社区未来的、尚未很好解决的重大问题，但如果基金会和 DAO 不断探索、迭代、发展，它们或许终有能力去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至少在现实社会中，基金会的方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而对于社区中的每一个「居民」，通过捐赠或投资参与基金会或 DAO 是一个方面，关注它们、敦促它们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

来源：链闻Chain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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